文化强国智库何为——文化智库如何更好发挥在强国建设中的作用

发布日期： 2025-09-02 阅读量： 作者： 小编

　　距离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还有10年，“十五五”时期的5年，必将是实现这一目标极为关键的五年。随着“十五五”规划和文化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呼之欲出，文化界各领域、各群体、各行业肩负的责任愈发重大、任务愈发紧迫。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第8期《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指出，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起文化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接下来一段时间，光明智库将以组织论坛对话的形式，持续关注文化智库、青年群体、数字经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大省等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能动作用，以及科技、教育、传统文化、文化出海等相关主题，敬请关注。

　　适值《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十周年，光明智库近日以“文化强国，智库何为”为主题，组织了文化强国系列的首期圆桌对话，在此摘录部分精彩发言与读者分享。

　　祁述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行政文化委员会主任

　　光明智库：今年是《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十周年。当前，我国文化智库发展现状如何，它们在文化强国建设重要领域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李刚：文化智库是指以文化艺术活动、业务、管理和事业发展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艺术与政治、经济、社会互动的内涵、特征与规律为主要任务，以战略研究、政策研究和发展研究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机构。我国当代文化智库起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美术研究所、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等机构，目前已经形成了结构完善、类型丰富、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的文化智库体系，进入中国智库索引（CTTI）的文化智库有145家。

　　首先，文旅系统是文化智库的主力。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以及各省区市等都有自己直属的具有政策研究、产业研究和发展研究功能的专门机构。比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都是具备智库功能的研究机构。我国31个省区市均建有省级文化艺术研究机构，其前身多为当地文化厅（局）所属的工作组或戏剧研究室，之后逐渐从行政机构中脱离出来，成为省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其次，社会科学院和高校也是文化智库建设的重要阵地。随着文化智库体系的不断拓展与完善，近年来还有更多不同类型的机构被纳入文化智库建设的版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2021年，文旅部办公厅发文确定国家图书馆等19个单位入选首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024年，教育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20家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名单，文件明确指出智库是协同中心的四大功能之一。

　　祁述裕：随着我国文化的发展，文化智库也进入到繁荣时期，呈现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数量多，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文化智库数量有300多家；二是类型多样，主要有四大类型：党政机构文化智库，社会科学院文化智库，高校研究机构文化智库，民间文化智库（包括社会组织文化智库和企业文化智库）等。三是作用面广。文化智库的作用涉及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文化遗产、国际文化交流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承担着多种功能。

　　近些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文化与科技、文化与百业融合不断加深，文化形态越发繁复，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文化智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也更加凸显。以文旅部为例，文旅部在决策过程中十分重视发挥文化智库的作用。近些年来，先后成立了公共文化服务专家委员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专家委员会、文化节庆专家委员会等，吸收文化智库深度参与文旅领域重大政策和规划制定。此外，“十四五”时期，文旅部还面向社会遴选了40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这些基地承担着收集信息和数据、提供咨询建议的任务，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民间文化智库的崛起是“十四五”时期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腾讯研究院等联合实施的“探元计划”，通过前沿数字技术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探索“文化+科技”的创新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又如，北京观恒文化发展研究院是一家由北京市文旅局主管的民非研究机构。该研究院先后参与了文旅部“十三五”“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发挥了民营研究机构决策咨询的作用。

　　傅才武：“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智库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文化智库（包括旅游行业智库）机构依托学科交叉和教育行业、文旅行业联通的两大优势，为政府提供专业化政策建议，在辅助政府科学决策、精准决策和智慧决策方面，发挥了思想库的作用。例如，中国旅游研究院作为国家级旅游智库，通过系统的调查网络获得全国旅游数据，发挥了支撑旅游决策、创新旅游理论、引领行业发展、培育旅游人才等职责，在旅游行业的决策制定、理论创新以及发展方向引领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机构和专业智库，在非遗数字化保护、艺术创作引领、非遗传承、跨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推动了文化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文化智库通过学术创新引领生产力要素聚集，推进理论成果转化为文化生产力。随着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从粗放型的第一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第二阶段，体现观念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学术创新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和催化剂。比如，自2011年以来，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持续开展长江文明保护传承的研究，向国家部委和省市政府提交了20多份关于长江文明创新发展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武汉先行示范区的研究报告，得到了省市政府的重视采纳，先后推动了长江文明馆、中国（武汉）长江博物馆（筹）落地武汉；策划推动了武汉“长江文化主轴”等重点项目，使长江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光明智库：面向“十五五”以及建设文化强国长期目标，文化智库建设还存着哪些短板，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提升文化智库的作用？

　　祁述裕：“十四五”时期，我国文化智库十分活跃，在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短板。主要表现在：一是特色不明显，辨识度不高；二是阐释性研究、追踪式研究多，缺少前瞻性、创新性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成果；三是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智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格局、演进态势正经历深刻调整和重塑，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从国内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在此背景下发挥文化智库分析社会心理、引领社会思潮、把握文化发展走向、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作用更加必要和紧迫。

　　文化智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合力。从国家层面来说，应进一步完善支持文化智库的政策体系，厚植有利于文化智库发展的社会土壤和市场环境，充分发挥文化智库的咨政建言、理论创 PG电子官方平台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功能，进一步提升国家软实力。从文化智库来说，应重视发挥自身优势，致力于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注重文化智库的品牌建设。从研究者来说，应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力戒浮躁，努力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不断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张铮：面向未来，文化智库的挑战还有不少：其一，咨政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集中体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要把握得更加精准，研究视角要更为前瞻，对政策工具和治理体系的理解要更加深入。这样才能提出真正高水平、有见地、能实施的政策建议。其二，咨政的科学性仍有不足。集中体现在科学的政策分析工具普及性不足，新型研究方法对决策参考的支撑能力仍欠缺，各智库之间的协同也还不够紧密。其三，从学理研究到智库研究再到政策设计的转化通道存在一些梗阻，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评指挥棒对智库研究关注不够，专职学术工作者与政府部门衔接比较少、挂职机制不太完备。其四，文化智库参与国际智库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争夺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还有欠缺，文化智库产出的原创性思想还不够多，对全球思想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其五，智库专家的媒介素养和媒体应用能力还需进一步提升，能够在全球媒体高水平发声、利用各类现代媒介解读我国的战略、政策与核心观点的专家队伍仍有待继续扩充。其六，政府部门与智库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理顺，应建立更加高效、合理、科学、规范的智库与政府之间的协同关系，加大对智库机构开展高水平智库研究的支持力度。

　　傅才武：面向“十五五”以及建设文化强国长期目标，第一，需要强化顶层设计，进一步整合智库资源，建立“政府—高校—企业”协同机制，强化智库市场化运作能力；通过设立文化智库专项基金，优化智库人才激励机制，推动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式从“理论阐释”向“问题导向”转型。第二，推进文化智库建设，当务之急是打造专业化研究团队。一些智库或可突破已有的体制约束和学科框架，但专业化团队建设却非一日之功。要在合理配置传统基础型人才资源的基础上，引进吸收行业型研究人才和复合型文化人才，优化智库团队的专业结构和能力结构。第三，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建立国际影响力评价指标体系，完善政府机关、高校科研单位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搭建中外智库联合研究平台，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智库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线.以新兴技术提升研究效能

　　光明智库：在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智库应如何创新研究方法，利用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研究效能？

　　祁述裕：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智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得到了极大拓展，以海量数据（内容）为基础的数学模型以及各种自动化的计算工具，极大地提高了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实效性。各类智库逐渐由传统的依靠信息分析与专家经验为主导的工作模式，转向了面向数据（内容）、以模型和算法为驱动力的工作模式。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提升数据化思维。在数字时代，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洞察问题、明晰趋势，提供更精确的决策。就文化智库来说，一方面可以整理自有的资料数据和项目成果成为特色数据池，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舆情监测、统计数据等海量数据，提升精准辅助决策的能力。有条件的智库还可以运用这些特色资源来训练垂直类大模型，进一步提升数据价值。二是提升人机协作能力。与人类研究者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跨领域的信息整合能力，能够组合不同领域的知识产生新的见解，提出许多人类研究者未曾关注过的新视角。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的数据收集、外文翻译、图表制作等工作，能够使研究者提高工作效率，并有时间从事更为复杂的创造性思考。因此，文化智库利用知识储备和专业视野，向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有深度的问题，并与AI共同寻求答案，将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三是提升决策智能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智库发展将出现智能决策系统部分代替智库专家经验决策的趋势。比如，构建仿真决策模型，模拟分析不同政策条件设置带来的多维度连锁反应等。国外有智库不断创新运用新方法和新工具，提高智能决策水平。它们设立了应用网络分析与系统科学中心、因果推断中心、博弈中心、可拓展计算与分析中心等，开展风险评估、情景分析、政策模拟等智能决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全面影响着各个学科的发展路径，也深刻变革了智库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手段。文化智库亟须进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创新，用跨学科协作和全球化视野，搭建理论引领、数据驱动、智慧研判、综合决策的新型智库研究体系。首先，建立能够适应各细分领域发展的从战略到战术的理论方法，针对我国文化智库建立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的垂直功能划分，提升理论原创能PG电子官方平台力。其次，构建覆盖全域文化政策、规划与效益的大数据智慧平台。面向文化智库开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立覆盖“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的三级政策、规划和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发展的大数据体系，建立国家级文化消费行为数据采集机制和分地区、分行业案例库，对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科学评估体系，部署自主知识产权垂类大模型，利用AIGC技术自动生成研究报告、政策建议，显著提升研究效率。最后，推动跨学科、跨文化数据库共建机制，在确保文化安全基础上建立文化智库与其他学科智库的数据授权机制，通过API接口实现数据互操作。总结来看，推动新兴技术赋能文化智库研究可以从技术上促进技术会聚，从方法上推动数据密集型文化分析方法创新，从制度上搭建平衡安全与开放、符合数据伦理与规范的“实时感知—智能决策—动态反馈”的研究闭环。

　　李刚：目前我国文化智库调研工作主要采用的还是研究人员深入基层、深入现场开展专家访谈、意见征询、收集数据和案例等方式。在坚持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抓到第一手数据、资料、案例和问题的基础上，的确要发挥大数据和AI等新技术的长处，提升研究效率。比如，文化场馆的观众研究，通过多模态信息和数据采集，分析观众的观展行为特征，这种方法的准确性和高效率就是传统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但是，也不要迷信AI，AI目前只能起到辅助功能，将AI用于数据采集、数据分析能够提高研究效率，但是直接用AI来写决策咨询报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必须依靠专家的大脑。要时刻警惕AI滥用带来的各种安全风险，稳妥、适度、适量地使用AI。

　　光明智库：文化智库在人才培养、评价体系优化方面可提供哪些支持？如何通过跨领域协作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生态，助力打造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

　　李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育才、储才和用才是文化智库的重要功能之一。在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中，文化智库可以做的工作很多。一方面，像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的机构，本身就有完整的研究生培养体系，是文化人才培养的重镇。另一方面，文化智库也是文化人才大显身手的场景。文化创造重在实践，而部分高校艺术和文化学科在人才培养上过于重视学理，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人才，难免会存在曲高和寡、眼高手低的问题，而文化智库天生具备实践基因，更接地气。智库的实践基因和高校文化学科的学理基因互为表里、体用合一，这样培养出的文化人才理论基础好、动手能力强、创造力才旺盛。高水平文化人才不是评选出来的，而是在文化创造实践中冒出来的，文化人才不等于高学历，很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都是实践能力突出的文化创造者。因此，打破“五维”，塑造唯才是举、重在创造的惜才爱才用才生态，才是文化人才诞生的最佳土壤。

　　傅才武：一方面，要在建设新文科的大背景下，优化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是全国高校第一个招收“文化产业管理”硕士和博士的智库机构。就新型交叉学科“文化产业管理”的人才培养经验来说，一是依靠高校与企事业单位之间的合作培养，理论与实践培养并重；二是推进文化内容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高校作为文化和科技融合的重要阵地，要通过教育改革强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开设文化与科技交叉融合的课程和专业，如文化数据科学、数字艺术、AI工具应用等，特别是要建设‌场景验证平台，大力推进文化政策实验室建设，建立研究成果中试基地，为学生打下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培养兼具文化底蕴和科技素养的创新型人才。

　　另一方面，研究智库人才的专业特征，优化文化智库人才的评价体系。智库人才既要求具备深厚的学术背景、跨学科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同时又要求熟知特定行业的实践，了解该行业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作为研究公共事务的专业人员，智库人才应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职业道德。其研究是一种基于理论背景的应用性为主的研究，对应的是理论成果和咨询报告并重的评价标准。优化智库人才评价体系，既要考虑研究成果的质量、影响力和实际贡献，同时也要平衡量化与主观评价，建立完善“理论成果—咨询报告—项目转化—落地实施—绩效评估”的“闭环评价系统”。通过多元化培养途径和创新激励措施，吸引、培养和留用高水平智库人才。

　　光明智库：文化智库如何通过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祁述裕：一个国家的发展既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文化感召力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随着我国硬实力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前不久，英国“品牌金融”咨询公司发布的《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国家软实力排名大幅度提升，从2021年的第八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二位。尽管近些年我国软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但西方国家长期掌握国际文化传播话语权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知晓率和认同度还有待提升，有理无处说、说了也传不开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加强多渠道立体式国际传播体系建设。其中，文化智库责任重大，应自觉承担起引导舆论的责任，增强中国文化在国际舆论场的影响力。一是提供权威解读。比如，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书系在海外引起共鸣和关注。该书系通过一个个故事回应了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热点问题，对于海外读者和专家学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执政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搭建平台，强化议题设置能力。借助北京文化论坛，国内一些知名文化智库从文化与科技融合、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互动、城乡融合发展等多个视角，丰富了城市文化治理的理念和内涵，引起了与会国际嘉宾的浓厚兴趣。三是提出中国方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比如，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智库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等各种交流活动，积极推广“中国方案”，帮助国际社会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浓厚兴趣。四是在加强交流和对话中创新话语体系。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绿色发展”等中国理念、中国精神。

　　张铮：在我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在全球舆论场和文化市场具有越来越高的影响力的时代，我国文化智库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可见度、影响力、话语权都需要进一步增强。第一，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三大倡议”等，组织文化智库“走出去”在国外主办或协办各类学术会议，组建“全球南方”各学科学术联盟，联合国际智库机构发布研究报告，解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中国国际合作成果。第二，深入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践行精准化、轻巧化传播策略，将“中国想说的”与“受众关注的”进行精准匹配，密切文化智库机构与文化出海企业、全球化平台企业的合作，探索中华美食、中国非遗等具有较强全球影响力的文化标识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良性模式，以文化智库的高水平研究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和生活分享短视频、新国潮等优质数字文化内容提供针对性的出海建议和数据导向的效果评估。第三，吸引全球优秀学者加盟我国文化智库，鼓励国内智库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或进行人才国际交流，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跨文化研究人才。

　　李刚：在中国已经是全球文化事业建设和全球文化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情况下，文化智库面临的已经不单单是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问题，而是要探讨中国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以传统和当代中华文明的能量和营养来滋养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问题。承担这样的重任，当下的文化智库显然还面临本领不足、能力缺乏、综合实力不够等问题。因此，文化智库一方面要更新观念，思考问题时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另一方面要增强实力、提高能力、技术赋能，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担当排头兵。同时，要加强对文化智库开展国际交流、国际传播、国际会展活动的政策支持力度，精简优化审批审查程序，文化外交、文物外交、图书馆外交、戏剧影视外交才能百花齐放，中华文化影响力自然而然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润物无声、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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